倚阑

 

这幅《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的繁荣景象以及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虽然大宋的的疆域不如汉唐辽阔，军事上也不如汉唐王朝那么强盛，可是宋代发达的都市文明却是居中国历朝历代之首。

此时的东京汴梁，行人如织，摩肩接踵，勾栏瓦肆之内，客商云集，歌女们吟唱着苏东坡、柳永的名句。如此花团锦簇的文明昌盛，让历史学家陈演恪不禁赞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北宋的第六位皇帝宋神宗与49岁的王安石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如此繁花似锦的大宋帝国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它的背后难道隐藏着什么秘密吗？这位年方弱冠的君主为什么不顾重臣的阻拦，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王安石和他的亲密好友司马光，最后为什么会形同水火、发生决裂？纵观历史，人们对王安石本人及其变法的评价截然相反，他到底是不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呢？

 

第五十六集 王安石变法

 

陈桥驿，可以说是中国最著名的一个驿站。公元960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在这里黄袍加身，做了皇帝。赵匡胤曾是前朝的禁军总指挥，军权在握，但得到天下之后，他也不禁开始担心，手下的将帅们哪天也会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江山。赵匡胤日思夜想，最后定下了抑制武将、振兴文教的国策，他要后世帝王优厚士大夫，从此宋朝走向了广开科举的道路。

 

但宋太祖旨在防弊的制度设计，却给宋朝的官僚机构带来了不小的弊端。宋代官员数量与唐代相比，增加了十倍之多，从而导致了政府分权制度错综复杂，冗官冗吏充斥于政坛之上。宋代历史学家叶适曾说：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冗官之外更有冗兵，宋代统治者采取养兵政策，每当一个地方矛盾激化时，政府就大量募兵，把社会上的流亡人士收揽为士卒，其用意是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到北宋中期，这种情况逐渐恶化，北宋政治家蔡襄说过：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

 

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后，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现实：穷吾国者，兵也。不仅如此，加上庞大的政府官禄开支，宋朝的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了。冗官、冗兵、冗费，这正是文化巅峰背后那个脆弱帝国的真正面目。虽有百万之兵，而不免自贬为至弱之国。虽然士兵众多，但北宋却频频遭受外敌骚扰，除了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外，甚至连南方的交趾都敢频频犯境。

 

这一切与宋神宗的期望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刚满20岁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泱泱大宋竟会变得如此积贫积弱，他为什么不能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宇内称尊呢？刚刚登上帝位的宋神宗开始对宋朝的未来忧心忡忡，他清楚地知道，宋朝现在隐藏着许多深刻的危机，而当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北宋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宋神宗便开始不停地寻觅，希望找到能安邦治国、强兵裕民的治世良臣。

 

宋神宗首先把目光锁定在了大名鼎鼎的翰林学士司马光身上。司马光，公元1019年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司马光一向以正直敢言著称，道德学问为世人推重。宋神宗一开始对他寄予厚望，司马光却大谈修心之要，教导宋神宗要做到宽仁、明智，英武。他说的道理虽然没错，却失之空洞抽象，自然会让务实的宋神宗觉得都是些老生常谈，难得要领。

 

范国强 北京大学历史研究院 教授

范国强：司马光当时给宋神宗提了六条建议，从修身的角度来说，就是仁爱、明辨是非、处事果断，总结一下就是仁、明、武；从治国理政来说，他也给宋神宗提了三条建议，就是任官、信赏和必罚。

 

毛丽娅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 教授

毛丽娅：其实这六条建议，司马光在此之前给宋神宗的爷爷和爸爸都曾经说过，所以宋神宗听了司马光的回答，那么一下就明白，这些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随后，宋神宗又找来了曾经主持庆历新政的大臣富弼，请教边防事宜，得到却是一盆当头冷水：陛下登基不久，应当广施仁惠，希望您二十年口不言兵。此时的富弼已经垂垂老矣，变得十分老于世故，跟庆历年间那位勇于革新的“富相公”完全判若两人。

 

范国强 北京大学历史研究院 教授

范国强：其实宋神宗对富弼是寄予很大的希望，毕竟他以前也参加过由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听完了富弼说的话以后，史书上记载，神宗是良久不语。

 

面对朝臣们千篇一律的保守陈旧，宋神宗失望至极。如何解决北宋王朝积攒了百余年的难题，他必须找到一个大刀阔斧的办法。这时候，宋神宗想起了自己当藩王时的机要秘书——韩维。

 

范国强 北京大学历史研究院 教授

范国强：韩维是谁啊，是以前宋神宗做太子的时候，他身边的一个记室参军。韩维和宋神宗的关系非常好，经常陪他读读书啊，讨论讨论问题什么的。韩维这个人很有本事，谈事都谈得头头是道，说得宋神宗连连称是，觉得这个人真有学问。

 

毛丽娅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 教授

毛丽娅：但韩维总是给神宗说，这都不是我说的，都不是我的思想，这是我的好朋友王安石说的。

 

由于韩维经常在宋神宗身边提到王安石及其变法主张，使年轻的宋神宗对王安石充满了敬意，最终他将注意力锁定在当时已经极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似乎王安石正是他寻觅已久的天赐能臣。王安石，字介甫，江西抚州人，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和文学家。早在宋仁宗年间，王安石就写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奏章中，王安石不仅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还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可惜宋仁宗执行的是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加之忙于立储之事，王安石的这份万言书没有引起仁宗和执政大臣的重视。没有看到宋仁宗的任何回应，王安石就明白，目前改革的时机还未到，国家统治者根本没有改革变法的决心。

 

毛丽娅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 教授

毛丽娅：王安石是一个性格很固执的人，他有一个外号叫拗相公。他觉得皇上不欣赏他的变法理念，他也根本无意去当什么大官，所以当时王安石是一次次谢绝了朝廷对他的任命。

 

范国强 北京大学历史研究院 教授

范国强：甚至有一次，官府派人把委任状送到门上去，王安石照例不接受。送委任状的人只好跪下来求他，王安石则躲到厕所里去了。送委任状的人见此，便把委任状放在桌上，自己走了。可是没想到王安石给追了上去，把委任状给退回去了。

 

面对自己伟大的抱负得不到发挥和赏识，王安石选择了等待，他在等待新的统治者能够认同他的变法理念，从而使整个大宋帝国走上变法改革之路。而王安石的多次推辞赴任，也使他的声望一次次提升，最后使得宋神宗乃至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们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为了察看王安石是否真的具有安邦治国的才能，宋神宗开始为王安石铺路，他首先任命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公元1067年九月，宋神宗再次下诏，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范国强 北京大学历史研究院 教授

范国强：王安石听了宋神宗的任命，马上给宋神宗写了个谢表，一个推辞字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翰林学士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所有有关国家最重大的、最重要的命令和诏书都是由翰林学士来起草。在唐朝的时候，翰林学士有一个外号叫内相，也就是皇宫里头的宰相。

 

浮云映郭留佳气，飞鸟随人作好音。公元1068年，王安石北上面君赴任，此时的王安石感到自己的机会终于要到来了。从他这首《出金陵》的字里行间里可以看出，王安石此次奉诏入京的心情是欢愉和轻快的。此时的他刚满46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知道他将在皇帝的支持下大展宏图。神宗见到王安石，单刀直入地问：治理国家，首先要抓什么？王安石回答道：首先要选择方法。神宗又追问：唐太宗如何？答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何必说唐太宗呢？尧舜的方法非常简单、非常关键、非常容易，只是后来的学者不能理解，就以为高不可测了。这是宋神宗第一次召见王安石两人的对话，从这些记录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神宗对于变法的迫切以及王安石的自信。

 

对于大宋的困境，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而同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的好友司马光，却持有反对意见：你所说的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头上的捐税而已。王安石却说：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就使国库充盈。王安石所说的治国方法，是以凭借全天下的力量来谋取天下的财富、用取得的天下财物来供给天下的所用为原则，从理财入手来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无论王安石的方法是调整地主、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还是发展生产，乃至于抑制大官僚地主，强化统治力量，这种以富国为目的的理财主张和变法宗旨，正与宋神宗希望改变大宋积贫积弱局面的目的不谋而合。

 

一个是雄心勃勃的少年君主，一个是胸有成竹的老练能臣，王安石的话引起了宋神宗的强烈共鸣，最后宋神宗认为，用王安石来辅佐自己是再合适不过的。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全面主持变法，从此王安石的变法正式拉开了序幕。王安石首先将变法改革的重点放在了解决财政问题上，而在理财方面，王安石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促进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收获增多了，税源自然就会充裕。

 

鄞县是王安石早先从政时的一块试验田，他很早就发现，在一年当中，农民最难熬的时候就是春天。那个时候，农民家中的秋粮已经差不多快要吃完了，而夏粮尚未收割，正所谓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以很高的利息借钱借粮给普通的农民。王安石上任后，将官府粮仓的粮食借给农民，到了秋收之后，再由农民把粮食还给官府，并支付少量的利息。这样一来，就能够解决农民缺粮的问题，同时还能使官仓里的粮食得到更新。这次地方小范围的实验，给了王安石很大的信心，这种方法正是王安石变法首先从国计民生角度出发推出的新法——青苗法。

 

青苗法灵活地将国家代替富户，把粮仓储粮折算为本钱，以百分之二十的年利率贷给农民，以缓和民间高利贷现象，这项新法是王安石变法历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法令。然而，王安石这个最得意的手笔却遭到了最激烈的抵制，而反对王安石的这个人正是他的好友司马光。司马光和王安石以前便有了争执的纠结之处，司马光一直认为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剥削百姓罢了。可以看出，司马光反对聚敛，称国家不能与民争利，这与王安石以富国为目的的主张恰恰相反。

 

青苗法颁布后，司马光就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提醒这位昔日的好友，所谓青苗法根本就是变相敛财的苛政，宰辅之臣千万不能把目光聚集在财利上。但是，这种善意的提醒，王安石不但不买账，反而当众大骂司马光的书信是以文邀名。青苗法从变法动机来看是好的，况且这项新法在王安石担任地方官的时候大获成功，赢得百姓的称赞。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法铺展到全国，却产生了不一样的后果。

 

李勇先 四川大学历史系 教授

李勇先：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因为它地域小、行政层次比较单一，所以说他对信息的了解和处理的比较充分，也比较全面符合实际。那么再加上监督、管理的成本比较低，就使得这个农业贷款系统就能够正常地运行，而且在小范围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再加上又没有上级的这种考核压力，王安石本人是很清廉的，也不会去贪污受贿，所以说在他这个小范围内实行青苗法就非常成功。

 

范国强 北京大学历史研究院 教授

范国强：但青苗法在全国推行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要经过官府的，它一经过官府就麻烦了，里边肯定会有人钻这个政策的空子，因为这里边是有利益的。

 

推出青苗法后，各地官员为了邀功请赏，不仅擅自提高利息钱，还将这种自愿贷款变成了强制分配，这样就形成了官方高利贷，国家成为最大的债主。最后，不但使下等农户还不起贷款，也让上等农户无端承受息钱负担。由于富户还要为穷户贷款提供担保，一旦穷户还不起，他们的负担就更重了，甚至变卖家产去还贷。穷户更穷，富户也变穷，社会反而更加不稳定。

 

李勇先 四川大学历史系 教授

李勇先：一些人向地主借高利贷还不起，它的结果往往会造成很多的悲剧、很多的惨剧。如果官府给你贷的款，你还不起，官府也饶不了你，那么老百姓惹不起官府啊，那么怎么办呢？他必须又要去向兼并之家、向地主又借高利贷，而且他利息比官府还要高。那么这样一来啊，农民实际上就承受了双重的剥削。

 

青苗法的本意在于减轻农民负担，但这个政策实施时却走向了反面，反而使农民的生活更困苦。许多贪官污吏利用变法私下做尽坏事，一时间，变法大失民心，百姓怨声载道。最后，司马光对王安石做出了回应：一日不罢黜新法，一日不在朝为官，冰炭岂能同炉。

 

但与此同时，朝廷的财富却因为实行新法迅速积累了起来。因此之故，公元1077年，宋神宗改年号为元丰，意蕴国库丰足。无论是青苗法，还是之后推行的农田水利法等等，这些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正是王安石针对当时朝廷上积贫的问题而主张的变法。而为了增加政府税收与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又推行了一些压抑豪强地主的新政策。

 

公元1071年，一个酝酿已久的新法——免役法正式实行。免役法将原来按户等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由民户出钱代替直接服役，这样做既解决了大家不愿出差役的死结，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说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新法。而这项免役法的实施过程也十分慎重，从酝酿讨论到推行全国，前前后后历时将近三年时间。

 

而这样一个新法却又遭到了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司马光认为徭役轻重不一，各地户等也颇为悬殊，而国家统一制定役法政策很显然是行不通的。富人仅仅支付有限的免役钱，就能将破产之厄运转嫁于下等户，而得以逍遥役法之外；另一方面广大下户农民成为被勒索财富的对象，被逼得拆屋卖妻、家破人亡，而国库、府库及官吏私囊则充斥财富。最后有人还上书宋神宗，列举了免役法的十大弊端。作为改革变法的领袖，王安石成为了反对派首选的攻击目标，朝野之中反对王安石的浪潮也越来越猛烈。然而，对于王安石来说，只要能够推进改革变法运动，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他。王安石在推行变法的同时，司马光也在给宋神宗做着思想工作。

 

毛丽娅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 教授

毛丽娅：那时候司马光在干什么？他在编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顾名思义，是给皇帝提供历史的参考、借鉴。有一次，司马光就给宋神宗念了“萧规曹随”这一段。

 

范国强 北京大学历史研究院 教授

范国强：萧何是刘邦开国的宰相，他定了很多规章制度，后来他指定了一个接班人，就是曹参。这曹参接了班之后，一个规矩都没有变，完全是按照萧何的办法来，以至于后来汉惠帝年间国泰民安。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七十年间，以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这也是国力迅速恢复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司马光用萧归曹随的典故提醒宋神宗，治国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最重要的是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但宋神宗始终不为所动，在他看来，守旧势力反对变法，在政治上是无所作为的。在变法的道路上，宋神宗给了王安石无比的信任和支持，以至于在后人的心目中，他们成为了古代君臣一体的典范。但是，皇帝还是没有经受住反对派一波又一波的轮番进攻。

 

就在改革变法的关键时刻，北宋大部分地区爆发了长达十个月的旱灾，老百姓的生活陷入了困苦当中。而有一幅图画，动摇了宋神宗的立场。京城有个叫郑侠的官员，在整整九个月的铺天盖地的风沙中，他看到了百姓流民的惨状，而由于青苗法和免役法，朝廷还要向他们追缴赋税，这一幕让他心如刀绞。于是他给宋神宗上了一道奏折，并且自己画了一张《流民图》。

 

宋神宗看完这张图后，不禁黯然泪下。他非常痛苦，也非常迷惑，因为他实在想不明白，以富国、裕民、强兵为目的的变法运动，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天下万分悲苦、海内民怨沸腾的局面。他实在是想不通，到底变法运动错在什么地方。《流民图》惊动了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请求罢废新法、罢免王安石的奏折像雪花一样朝宋神宗飞来。无比信任王安石的皇帝宋神宗在天灾面前、在反对派的质疑下，开始变得犹豫不决。青苗免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改革变法是为了富国强民，但却给百姓带来了如此的灾难。此时，宋神宗慎重考虑了反对派的意见，不仅如此，为了朝廷内势力的均衡，他不能顾此而失彼。公元1074年，宋神宗将王安石罢相。

 

其实，在王安石的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例如，农田水利法实施后，各地兴修的水利工程达一万多处，大量农田得到灌溉。而青苗法不仅帮助了农户度过了青黄不接的困难时刻，并且也抑制了土地兼并现象继续蔓延，大大刺激了宋朝的农业生产。各种新法制度对增加官府的财政收入也是不能忽视的。

 

从后世看来，王安石对经济的理解已经接近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他不但理解和掌握用金融信贷刺激经济发展，而且还试图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一整套制度。我们不得不说王安石变法是具有前瞻性的，但是它可能实在过于超前，远远超出了当时社会可接受的限度，也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的支撑。无论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是执行当中出现的疏漏，乃至于用人方面的失误，在变法遭到重重责难的情况下，王安石还依然采取强力推行变法运动的措施，对于变法依然不折不挠，谁不推行变法，谁就走人，大肆调离、打压反对变法的官员。但实际上，变法改革已经深刻地触及到了社会上各个方面的利益。

 

虽然宋神宗之后又重新任命王安石为宰相，但王安石在主持政务方面已明显表现得力不从心，变法运动也是时断时续。新、旧党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新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愈演愈烈，其实整个变法运动发展至此，已经在实践上失败了。但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他们的个人品质，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都是非常杰出的。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打压、排斥反对派是理所当然，但也是仅仅将其降职，从不编造罪名陷害对手。甚至罢相之后，对于身陷“乌台诗案”、处境危殆的政敌苏东坡，依旧挺身上书皇帝，直言：圣明的天子哪有杀才俊的道理。

 

司马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人的品格，虽然他极力反对王安石的政策，但反倒说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王安石去世后，卧病在床的司马光更建议朝廷厚加赠恤。王安石没什么不好，就是有点执拗。王安石去世时旧党得势，苏东坡在为朝廷拟写的制词中，能够秉承良知，对王安石作出了公允而崇高的评价：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敌对的双方如此相处，不仅仅是道德的高尚，而且是政治的文明。东汉的党锢之祸，唐朝的牛李党争，都是刀光剑影，似乎只有宋朝才能做到这一点。但终究道德的高尚并不意味着行动的正确，他们似乎太忠实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信念，以致由政见分歧而引发的纷争便无可挽回地再次陷入君子、小人之争的历史魔咒，于是无论是政治宽容，还是必要的妥协，全都消失了。

历史是复杂的，对历史的评价也是经常变化的。当我们今天再次回望九百多年以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究竟应该得到一个怎样的启示呢？

 

2021.08.27   Day 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