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隆二年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在退朝后，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一起喝酒。酒至半酣，宋太祖发话，暗示众将应该放掉手中兵权，拿着俸禄，回家养老。众将惶恐，纷纷称病辞职，这便是宋太祖兵不血刃的杯酒释兵权事件。
皇权的强势，历来与军队有关，为什么宋代的开国皇帝却要选择这样的一条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呢？从大乱到大治，一直是中国历史上重复上演的经典戏码。刚刚结束的五代十国，可是说是中国历史上乱臣贼子一窝蜂的大乱世之一。唐末那些拥兵自重的节度使，在中国南北方建立了众多藩镇型政权，互相征伐，王朝像变脸一样更替，人民倍遭涂炭。
由于赵匡胤本人就是通过武人干政上台的，所以他对武人干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体会尤深。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他认为必须彻底遏制武人干政，由文官来治理国家。相传，宋太祖曾在太庙立下誓碑，令继承皇位的子孙，不得滥杀士大夫和言事之官。而后继位的宋朝皇帝，也基本遵循了以文治国的理念。于是，士大夫们迎来了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黄金时代。
第五十五集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对于崇尚儒学的文人士大夫而言，宋朝无疑是个美好的时代。与唐朝相比，宋朝官员大都兼有学者、诗人、画家、政治家的特质，连普通百姓也钟爱戏曲这些文化活动。流连在这座还原了昔日汴梁胜景的清明上河园，人们不难想象，宋代都城那一番酒家林立、市场繁茂、文化生活丰富的景象。
李良学 河南省开封包公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
李良学：就是拿北宋东京，就是首都开封来说，一百五十万人口，这在当时世界上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当时最大的城市，日本的京都二十万人；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就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三十万人；其它欧美国家（首都）没有一个超过十万的。开封所以能够这样繁荣发达，都有赖于北宋朝廷与文人士大夫共同治国理政这个政策。
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副教授
赵冬梅：宋代的文化、文明程度，不仅仅是说拿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它首屈一指，而且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文明发展史上它是最顶峰的。比如说文学，宋诗是可以跟唐诗媲美的，宋诗和唐诗是双峰并峙的，然后还有宋代的俗文学，还有宋代的航海技术。就是各个方面你去看，还有经济的发展，它由于政治上的宽容、文化的发达，然后技术上有个巨大的进步，主要是农业技术的进步。整个宋代社会，至少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曾经呈现出一种很令人向往的那种美好的状态，那可能是中国人要往回望的话，我觉得那是个黄金时代。
自宋太祖以来，宋朝实行了三百年的基本国策，就是右文政策。它重视科举，给予士大夫较高的政治待遇和优厚俸禄，重视文化事业发展，兴办学校，发展图书收藏、编纂及印刷。这是宋朝鉴于唐末五代割据之乱，为了顺应天下民心而制定的一个基本国策。在重用文官、谏者无罪的右文政策的保障下，士大夫主体意识被空前唤醒，一时人才辈出，众多士子都能够真正做到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宋太祖及其继任者主动抑制皇权才出现的局面，在历代封建帝王统治中实属难得。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防止武人干政，开始对文人报以开放宽容的态度；而宋太宗则真正从制度上、政策上对文化进行弘扬，使文人受到重用；此后的宋真宗又继续这个政策。如此一来，到宋仁宗的时候，才迎来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盛世。
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副教授
赵冬梅：其实宋朝的文化你要去看的话，从晚唐五代，然后进入宋初的时候，它的水平，就是那些文化人的水平，其实是很有限的。但是到了太宗朝这样弘扬，然后到了真宗朝，又继续这个政策，到仁宗朝的时候，顿时就不一样了。就是文化这种东西很讲究积累，你不能破坏它，也不能着急，你要让它慢慢长，那才是一个文化的变。就是我们看这个东西的时候，真的是要看一个长程，就是要太祖、太宗、真宗，一直到仁宗，大环境的这种时机，七八十年的自由，七八十年的鼓励政策，又自由宽容鼓励的政策，你想想，从晋代以来哪里有过。
但是，右文政策也同时带来了一个困扰皇权阶层的敏感问题，这就是朋党现象。朋党起初指某一群人为了私利互相勾结，后来引申为士大夫各树党羽、互相倾轧，最后演变为同党之人不择手段，肆意诬陷非党之人，以致臧否失实、真伪相冒，朋党现象对统治者来说绝非祥物。
游彪 北京师范大学 博士生导师
游彪：有相同利益的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些官员结合起来，它就是一种朋党。在中国历史上的朋党，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影响非常大。
包伟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包伟民：朋党是个贬义词，毫无疑问。那么朋党问题在我们古代为什么如此敏感，在宋代也一样，为什么如此敏感？因为它损害了皇权。在皇帝的视野之下，所有的官员你不能组成小团体，因为你组成小团体，就会为你的小团体的利益服务了，你不会为皇帝服务了，对不对。所以朋党在当时尤其是一个敏感的一个问题。
从宋太宗到宋仁宗的一百年里，朋党问题成为国家政治中一个越来越大的梦魇，它是在宋初几位个性、才能不同的帝王与不同士大夫群体的政治互动中逐步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朋党现象也显示了不同的形态。
接续宋太祖帝位的宋太宗，生性多疑，事必躬亲，大权独揽，官僚队伍顺守服从，唯皇帝马首是瞻。太宗在政策上虽然大力提倡文治，广揽科举之士，但形式多于实效。士大夫的政治地位虽高，意志品质却未相应提升，而朋党问题则伴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张扬以及各自利益诉求的驱动而初露端倪。太平兴国三年，戊寅科进士胡旦等人，利用同年关系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结果遭到元老重臣的迎头痛击，胡旦等人后被宋太宗以朋党比周的罪名统统贬出京城。
一朝天子一朝臣。真宗是太宗的第三子，真宗时期，经过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内外局势相对稳定起来，但是很多人认为真宗与辽国签订的澶渊之盟非常屈辱，民心士气极为低落。为了梳理民意，以宰相王钦若为首的部分朝中大臣揣摩真宗的心思，上演了一出天书封禅的闹剧。东岳泰山自古被认为是天下第一山，人间帝王应到泰山去祭过天帝，才算受命于天。封禅就是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泰山脚下的岱庙始建于西汉，主祀东岳泰山之神，也是古代帝王来泰山封禅告祭时居住和举行大典的地方。
导游：当年宋真宗皇帝也是为了稳定帝座，命令他的丞相王钦若，在泰山极顶，自己人为地降了一块天书。天书上怎么写的呢？说泰山神请宋真宗皇帝来泰山封禅，他就借着这个闹剧来到泰山，建了这座大殿，天貺殿，还有山顶的碧霞祠。
被指为朝中五鬼的王钦若、丁谓等五人都是南方人，因积极参与制造天书封禅的闹剧，受到宋真宗的特别信任。他们为追逐权力互相勾结，排斥朝中正士，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些南方士子逢君之恶，鼓动宋真宗泰山封禅之举，导致劳民伤财，国库空虚，怨声载道。在北方正人君子的心目中，南方士人几乎成了小人的同义语。
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副教授
赵冬梅：你一定想想宋是从哪儿来的呢，宋是个北方政权，它是梁、唐、晋、汉、周，它是接着后周来的。它之前的统治精英，统治集团里头大部分，不管是皇帝还有那些武将，来自北方，包括那些文人也来自北方。但后来慢慢的这个国家它变大了，它把南方也囊括进来了，特别是南唐。而南唐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它文化发达。而一个国家治安的时间长了，它必然要想到文化建设的，这个文化建设的资源，大部分可能是来自南方。所以肯定有一个最早的那个核心，然后慢慢地南方人进来，当他们发生争执的时候，有的时候地域就会作为一个因素被突出出来。
仁宗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在位长达四十二年，是两宋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帝王。他被视为继体守文之君的典型，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正是在宋仁宗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被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俗话说，文人相轻，士大夫参政必然引发更多的政治斗争。仁宗朝的政争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个是元老与新进的交锋，一个是改革派内部因个人行事风格不同而产生的冲突。所谓元老，指的是前朝旧臣，他们多半谨慎持重，对新人新事通常抱有近乎本能的隔膜和敌意。而新进，是指宋仁宗即位后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尤以天圣年间的三科进士为主体。其中的韩琦、文彦博、包拯、欧阳修、曾公亮、宋祁、余靖、蔡襄等，都成为宋朝历史上的一代名臣。
这些新进士子们的代表人物，正是范仲淹。范仲淹虽然是真宗时期的进士，但在宋朝政坛上却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史书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堪为士大夫之千古楷模。然而，这样一位心怀天下、一身正气的君子，却还是难以避免被卷入所谓朋党之争的漩涡。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畔，著名的岳阳楼就坐落在今天湖南省岳阳市的西门城墙之上。写于庆历六年的岳阳楼记，正是范仲淹所作，而他本人却没有登临过岳阳楼。他的好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希望范仲淹能够写文纪念，只给范仲淹寄来了一张洞庭秋晚图作参照。范仲淹借景喻情，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仅是他投身政治的宣言，也浓缩了士大夫的精神追求。
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副教授
赵冬梅：范仲淹是一个新型士大夫当中的佼佼者，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对官僚的责任这一方面，他看得极重。范仲淹喊出的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非常典型地代表了北宋中期士大夫这种有担当的这种意识。他们认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体，这种主体意识、主人翁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天圣七年冬至，朝廷举行郊祀大典，宋仁宗打算率领百官先为刘太后祝寿，然后再到天安殿受朝。时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极力反对，认为仁宗侍奉母后，只须行家人之礼，如今却要与百官同列，行北拜之仪，是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不仅如此，他还公然要求太后还政。为此，范仲淹得罪了刘太后，被贬出朝廷。明道二年，刘后驾崩，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任谏官之职。当时有不少人都在趁机说太后坏话，范仲淹对此十分忧虑，便规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佑您十多年了，应该感谢她老人家的大德，不要纠缠她那些小过失。宋仁宗接受了他的劝告，诏令天下，不得对太后当政时的所作所为再说三道四，从而避免了一场政治纷争。与老一辈官僚政客相比，以范仲淹为代表的这批新进，风华正茂、锐气十足、遇事敢言、奋不顾身，他们不但矛头直指因循守旧的老人政客，在皇帝面前也敢于表达自己的主张，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和伦理规范。
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副教授
赵冬梅：范仲淹其实他自己也是以大忠自诩的，他这个忠诚，不是对着宝座上那个人的，他是对着谁呢？他是对着江山社稷，他是对着那个皇帝所代表着的朝廷的长远利益的，这叫大忠。大忠站的那个位置比皇帝高，他为什么可以去批评皇帝，可以去批评宰相，他永远做他认为对的事情，而不是宰相、皇帝想要他做的事情。其实也不是很个别的品质，这是那一代、甚至两代宋朝的士大夫的共同的品质。当然我不是说全部，是说那个有最优秀的那一部分。可是只要那一部分优秀的还有、还在，而且还能够起得来，还能够到社会的上层去，这个国家就很有希望。
包伟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包伟民：政治理想，觉得士大夫就是该这样。在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总是以国家政治为自己的最终关怀。
明道二年十二月，仁宗在宰相吕夷简的支持和怂恿下，废了皇后郭氏。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自北宋立国以来，废后之事还从未有过，范仲淹和御史中丞孔道辅等人认为，废黜皇后历来是昏君所为，仁宗此举无异于自毁圣明，便率领台谏官一起伏阁进谏。老谋深算的吕夷简让他们第二天上殿时直接向皇帝进言，随即就上奏说：御史、谏官集体伏阁请对，这不是太平盛世应有之象，应当将他们贬逐。次日清晨，没等范仲淹、孔道辅上朝，内侍就传来圣旨：范仲淹等人统统贬为外官，即刻押送出京赴任。与此同时，朝廷还下令，禁止台谏官聚众请对。
位于今天河南省开封市的龙亭公园，正是北宋皇城的遗址所在。当年，范仲淹与吕夷简激烈的新旧对决就在此上演。景祐二年三月，范仲淹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等职，重回京师供职，此时吕夷简已为相多年。在范仲淹看来，吕夷简虽位居参政，却一味顺从当时掌权的太后，从未对她的专权逾制提出过任何异议；等到仁宗亲政以后，他又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而逢君之恶，充当仁宗废后的帮凶。在献给仁宗的一份百官图里，范仲淹详细指明，哪些官员是正常迁转，哪些包含了吕夷简的私意，进而向仁宗建议，任命大臣官员的权力应该掌握在皇帝手里，不能全交给宰相。吕夷简十分不悦，便在仁宗面前讥讽范氏，为人迂腐、徒有虚名。范仲淹马上以牙还牙，写了一篇奏疏上达仁宗，以汉成帝时期败坏朝纲的权臣张禹影射吕夷简。吕氏大怒，指斥范仲淹三大罪名，离间君臣、越职言事、引用朋党，于是范仲淹再度被贬，出知饶州。随后又有人迎合吕夷简的意旨，请求在朝堂上树立朋党榜，以儆戒百官越职言事。
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副教授
赵冬梅：这三个罪名最核心的还是朋党，朋党就是属于最致命的那个，就是在皇帝政治之下，这就是死穴。如果你被诬为朋党的话，那基本上就很难辩，而且对皇帝来讲，那就是宁可信其有的事情。
范仲淹再度被贬，激起了不少士大夫的义愤，一些与范仲淹同样供职馆阁的官员上疏为范氏喊冤，均受到了处分，当时许多官员甚至不敢为范仲淹送行，只有天章阁侍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不避嫌疑，到郊外为范氏践行。王质甚至还公开宣称，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西京留守推官蔡襄还专门写了一首名为《四贤一不肖》的诗，来赞扬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这些清流——中朝莺鹤何仪仪，慷慨大体能者谁，之人起家用儒业，驰骋古今无所遗。这首诗一时间传遍京城，就连契丹使者也特意将刊有此诗的纸张买回去，张贴在幽州驿馆，可见其影响之大。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作为初登政坛的政治新秀，范仲淹等人的力量和火候还远远不能与以吕夷简为代表的元老重臣抗衡。此后，宋仁宗更加念念不忘防范朋党，一再申明严禁百官越职言事，这与他亲政之初表现出来的开明姿态相比，无疑是倒退了。
新进势力虽然被暂时弹压下去，可老年政客的表现并不能令宋仁宗满意。随着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仁宗痛感老臣们已不堪用。而那些因朋党罪名被贬黜的官员，特别是范仲淹，不但没有就此灰头土脸，反而在士大夫中声誉日隆。仁宗开始对朋党即小人的观点产生了某种怀疑，于是，在公元1040年，仁宗宣布改元康定，重新起用范仲淹，让他到西北地区负责防务。同时，废除了不准越职言事的禁令，允许内外官员上疏讨论朝廷政治得失。此后，一大批新进士大夫获得重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庆历三年，政府改组，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些主张改革的政治新星进入执政行列，他们分别上疏向仁宗陈述改革建议，核心内容是整顿吏治，提拔贤能，废黜不合格官员。范仲淹还从加强法制建设、改革选举制度等更长远的方面，提出了改革吏治的途径和方法，这便是庆历新政。
李良学 河南省开封包公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
李良学：吏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反贪污，反对既得利益。
游彪 北京师范大学 博士生导师
游彪：它的核心就是对官员的这种特权进行限制，对官员的各种各样的，该给他们的好处给，但是要限制他们的这种过滥、过多的这种特权。
新政矛头直指官僚体制的各项弊端，这势必会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韩琦已经预感到改革一旦推行，流言蜚语必然随之而来，所以他特别希望宋仁宗用人不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振纲纪、实现太平。范仲淹早就被守旧官僚们讥为迂阔，此番主持新政，更成为这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故伎重演，仍以朋党之名攻击改革派，诋毁新政。此时，若干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暴露了新进士大夫们的自身弱点。授人以柄，导致了改革派内部爆发矛盾冲突，凡此种种又被守旧官员及时利用，以致朋党之议甚嚣尘上。宋仁宗深陷惶恐，由怀疑新政人士进而怀疑到新政本身。这些事件中，首推台谏的分裂。
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使安徽滁州的醉翁亭名满天下。醉翁亭位于安徽滁州市西南琅琊山麓，庆历六年，欧阳修被贬，任滁州太守，在此写下《醉翁亭记》。欧阳修一直是范仲淹最坚定的支持者，庆历三年，宋仁宗调整谏官人选，以天下名士为之，欧阳修位列首选，被任命为知谏院。上任伊始，他十分活跃，遇事必奏，弹劾官吏，无所顾忌。然而，他在新政之初攻击最多的竟然也是以弹劾官员为主要职责的御史台。当时御史台的长官王拱辰，与欧阳修不但是同年进士，还是连襟。按常理，这种同年加亲戚的关系，最能结成天然朋党。也许因为二人都极端自负，谁也不服谁的缘故，他们在新政期间竟成了死对头。由此，御史台成为新政人士的公开敌人，进而形成阻碍新政实施的一股重要力量。
另外一个意外是滕子京事件。滕子京跟范仲淹是同年进士，腾、范二人兴趣相投，患难与共。后来范仲淹调离西北，力荐滕子京接任。然而没过多久，监察御史梁坚就弹劾他，滥用公使钱，数额达十六万贯之巨。更有甚者，御史还控告滕子京，在听说朝廷要派人前来按察后，竟擅自焚毁了账本。仁宗大怒，令御史台全力追究此事。这件事很快就演变成范仲淹与御史中丞王拱辰的直接冲突，范仲淹慷慨陈词，长篇大论，坚称滕氏是清白的，甚至不惜以辞去参政之职来力保自己的老朋友。王拱辰则坚持认为，滕子京贪赃枉法，证据确凿，应予重惩，并且也以辞职相要挟。御史台其他官员当然站在自己的长官一边，争相论奏。宋仁宗最终站在了王拱辰一边，庆历四年二月，滕子京被贬为岳州知州。在仁宗看来，即便御史们反映的情况有点夸大其词，但官员涉嫌贪污，总是不能容忍的。
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副教授
赵冬梅：范仲淹有些直，策略上不是很成熟，他比我们想象得不成熟。他非常固执地维护滕子京，他非常固执地维护任何一个他认为应当维护的人。但是你越是固执地维护，就越会让皇帝担心朋党的问题。仁宗肯定是担心的，他拿掉他，也可以说是敲山震虎吧。
就在滕子京一案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围绕着修筑水洛城一事，又引发了范仲淹与韩琦这两大新政领袖之间的矛盾。在经略西北政策方面，范、韩二人早有矛盾，范仲淹主守，韩琦主攻。范仲淹离开陕西后，郑戬主持西北防务，继续实行范仲淹修固城堡、稳健防守的策略，支持边将刘沪修建水洛城，以便秦州、渭州的军队可以相互应援。时任陕西宣抚使的韩琦和知渭州尹洙都反对修筑该城，命令刘沪停止修建。刘沪不听，照修不误。尹洙大怒，并将刘沪等人抓了起来，范、韩双方由此发生激烈冲突。韩琦支持尹洙，一再上言修城的弊病；范仲淹则极力为郑戬、刘沪等人辩护，并要求将尹洙调回京师。范仲淹、韩琦同为新进士大夫的领袖，尹洙也是蔡襄歌颂的四贤之一，曾被守旧官僚视作范仲淹的同党。此次，他们却在修城事件上争锋相对，不但削弱了改革派阵营的力量，也进一步加重了宋仁宗对朋党问题的忧虑。昔日四贤为各自的主张互不相让，可见，在坚持他们各自心目中的真理和正义方面，士大夫们丝毫不给对手留余地。
此后，这种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更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在了欧阳修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一篇名为《朋党论》的文章中。他试图为朋党正名，结果却适得其反。欧阳修自认是朋党，还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他的文章容易使人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的人，全是朋党。但孔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不党”，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观念，欧阳修为朋党翻案的孤文，显然缺乏说服力。欧阳修直白地把官员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甚至要求宋仁宗按此标准，进贤退不肖，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不但使守旧派对新政人士抱有更深的敌意，也使不少中间人士感到不安、产生动摇，从而给新政带来了更大阻力。
包伟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包伟民：欧阳修尽管他文章很有名，他是个如此了不起的文学家，《朋党论》在文学史上地位非常的高，在政治上他是幼稚的。你只能说我不是朋党，你不能说我这个朋党是好的，这个话皇帝当然不愿意听了。朋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个大忌，为什么呢？你损害了皇权。你不能有小团体，你只能团结在我皇帝身边，只要是朋党，统统干掉。
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副教授
赵冬梅：仁宗还是一直都欣赏信任欧阳修，但是对于结党这件事情，皇帝是最恨这个的。所以你想想他能起到什么好作用，当然不可能有好作用。
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即告流产，除了诸多意外，还有来自前朝旧臣夏竦的报复。因为范仲淹的崇拜者石介写诗得罪了夏竦，他便唆使自己的女奴偷偷伪造了一份废立皇帝的诏书草稿，并散发谣言，说是富弼、范仲淹等人起草诏书，妄图废黜当今圣上，另立新主，以便推行新政。这一招让范仲淹、富弼等人始料不及，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愈发猛烈。宋仁宗立刻下诏，罢免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的宰执职务，将他们贬出京城，新政首脑转眼之间罢黜殆尽。与此同时，新政的各项措施也相继被取消，庆历新政迅速告败。
游彪 北京师范大学 博士生导师
游彪：因为他触动了这帮特权阶层的利益，他们也组织起来，到皇帝那去告状。恰恰范仲淹的这种措施里头，确实有很多不完善的，的确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就被这批人抓住了。抓住以后，完了以后进行反扑，结果庆历新政很快就失败了。
包伟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包伟民：最主要的原因，我想很简单，因为任何的一个官僚集团的一个改革，它首先要面对的是对自我利益的损害。因为改革如果只是自己利益会多起来，当然所有的人会支持，对不对。那么范仲淹改革很简单，就是要制约一些官僚阶层的特权，那当然很多人不愿意了，他要拿（既得利益者）自己开刀。
一场由新晋士大夫带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公心开展的新政改革，并未能在北宋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顶峰时期推行下去，但是宋朝皇帝对士大夫的宽容与开明政策，最终还是使这些一心报国的文人能够施展所长。比如富弼、韩琦等人，在日后宋英宗继位后，有机会继续推行一些对社稷、百姓有利的政策。曾有历史学家说，观儒家的好要往宋朝看，而且是往北宋看。即使一些秉承着大忠之义的官员，暂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贬流放，但整个社会，包括皇帝在内，依然会有一天意识到他的价值，让这些被贬的官员能有一天重新发光。
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副教授
赵冬梅：仁宗朝，政治上是一个相对清楚、清明的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你说皇帝制度不改，然后儒家政治这样，那么，政治能做到的最好的成绩，也就是仁宗朝那个样子了，再好不可能，再好就必须有一些突破了。仁宗君，还有仁宗这一朝的臣，大半都是，我觉得都是很纯儒的。儒家，我还是觉得，它有很多好的东西。
仁宗嘉祐二年科考，时值欧阳修为主考官，一位三十八岁的中年人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这位来自陕西的士子名叫张载，他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就给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边议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颇具才华。庆历二年，范仲淹为防御西夏南侵，在安阳府城西北修筑的大顺城竣工，特请二十三岁的张载到庆阳，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以资纪念。
张载为人廉洁，生活清苦，仕途颠簸，他的仕途生涯比起同时代的那些灿若群星的士大夫们稍显暗弱。但是，他在思想学术领域，却开辟了另外的天地，成为关学的创始人，也因此成为著名的理学家，人称横渠先生。他用四句话高度概括了士大夫的使命与责任，可以看作仁宗文治的精彩回声。其句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2021.08.26 Day 74